馮沅君，我國古代女作家、中國古典文學史家，1958年擔負古籍收拾出書計劃小組文學分構成員。馮沅君被稱為“五四時代對抗封建權勢最英勇之女作家”，魯迅評價馮沅君小說：“其實是‘五四’活動之后，將決然和傳統戰斗，而又不敢決然和傳統交兵，遂不得不回生其‘繾綣悱惻之情’的青年的真正的寫照。”

1975年11月26日，顧頡剛看完馮沅君的《古劇說匯》后，在當天日誌中對馮沅君做出過一個評價：“看馮沅君《古劇說匯》……我國在封建社會之壓力下，男子不克不及施展其才性，然女文學家尚多。至女史學家，前代如班昭外竟無其人。五四活動后，女性漸束縛，乃有馮沅君之研討戲劇史，其前提有三：留學法國，一也。歷任年夜學傳授，二也。無子，家事稀疏，三也。此書接蹤王國維之《宋元戲曲史》，寶貴也。”

顧頡剛寫下這篇日誌時，馮沅君已往世一年有余。從顧頡剛讀《古劇說匯》，并評價此書“接蹤王國維之《宋元戲曲史》，寶貴也”，能看出顧頡剛對馮沅君學術研討的確定與觀賞。而從顧頡剛日誌所寫男子能施展才性、馮沅君研討戲劇史“前提有三”，可以看出顧頡剛對馮沅君比擬清楚，指出馮沅君學術生活中的主要經過的事況，但除了“留學法國”“歷任年夜學傳授”“無子，家事稀疏”三條外，應當說馮沅君“研討戲劇史”也好，文學創作、研討中國現代文學史也好，其學術事跡的獲得，其本身的稟賦、原生家庭周遭的狀況、勤懇肄業異樣主要。

功底扎實

馮沅君原名馮恭蘭、馮淑蘭，與馮友蘭、馮景蘭，被稱為“唐河三杰”。馮沅君自幼和兄長馮友蘭、馮景蘭一路上課，教書師長教師是其父做知縣時專門為孩子們請來的，講解國文和算學兩門作業，據馮友蘭《沅君年少軼事》（《文史哲》，1985年第6期）記錄，開設國文和算學是其父“以為這兩門是一切學問的最基礎”。馮沅君由於年紀小“一小我一個班”，“我（馮友蘭）和景蘭為一班”。馮友蘭、馮沅君兄妹的母親“保持父親平凡的經驗：必需將國文根柢打好”。這是馮氏兄妹自幼遭到家庭周遭的狀況的影響，為成年后可以或許獲得卓越成就打下了扎實的基本。

馮沅君遭到長瑜伽場地兄馮友蘭的影響很年夜。馮沅君16歲時，馮友蘭“從北京年夜學回家過寒假，沅君隨著我又開端唸書。那時辰北京年夜學國文系教員年夜部門是章太炎的先生，文風是學魏晉。我就在這一方面選些文章，叫她抄讀（那時家里只要‘四書’之類無限的書）”。“我把我的一知半解教授給我的妹妹沅君，領導她走上了文學的途徑。自從我們從崇陽回老家以后，沅君就不上學了。我從北年夜放假回家，在家中也常念詩念文章，沅君聽了很傾慕，就叫我教她。我照著黃侃的路數，選了些詩文，給她講，教她念。她真是聰慧盡頂，在一個寒假的很短時光內就學會了，不單會講會念，並且會寫，竟然能寫出像六朝小賦那樣的小品文章。”（《馮友蘭選集》第一卷，第36—37頁）。次年，也即1917年，北京男子師范創辦國文專修科，馮沅君獲得新聞就“果斷要到北京應考”，馮友蘭是如許記敘這件工作的：“比及我（馮友蘭）第二次寒假回家，沅君的學問就更年夜了。北京傳來新聞，說是北京男子師范黌舍要招國文專修科。……我們都主意沅君往應考。沅君也果斷要往……在寒假快停止的時辰，母親就當機立斷，掉臂他人群情，讓我和景蘭、沅君三人一同進京。到北京報考，公然考上了，于是沅君就開端走上了文學創作和學術研討的途徑。”（《馮友蘭選集》第一卷，第37—38頁）。

馮沅君順遂考進那時北京的男子最高學府北京男子師范的國文專修科，后改名為北京男子師范年夜學。馮友蘭評價馮沅君：“她真是盡頂聰慧，只用了一個寒假，不單能讀懂那些文章，並且還能摹擬那些文章寫出作品。”“沅君摹擬古典文學的作品，大要相當多。有些能夠掉于老練，但有些也可以顯示她的才幹和聰慧。”（馮友蘭《沅君年少軼事》，《文史哲》1985年第6期）。

馮沅君北京男子師范結業后，1922年考進北京年夜學國粹門攻讀碩士學位。其間，馮沅君受教于胡適、王國維、羅振玉、陳垣等名家，把握了考證和訓詁等研討方式，這為馮沅君此后走上學術研討途徑、成為相干研討範疇專家打下了堅實的基本。

馮沅君結業后，1927年在北京年夜學研討所長久任職，昔時3月5日有名史學家陳垣在北京年夜學做了場顫動學術界的《回回教進中國的源流》小樹屋的報告，而此次報告的記載人，恰是馮沅君。此次報告記載，收拾后更名《回回教進中國史略》，刊發在《北京年夜學研討所國粹門月刊》第1卷第6號、《西方雜志》第25卷第1號，在學術界發生較年夜反應，好評如潮。

此后，馮沅君與陸侃如佳耦留學法國，1932年二人雙雙考取巴黎年夜學文學院博士班，1935年結業后回國，“歷任年夜學傳授”，馮沅君與陸侃如志趣相投，合著有《中國詩史》（年夜江書展1933年）、《中國文學史簡編》（作家出書社1957年）、《南戲拾遺》（哈佛燕京學社1936年）、《中國古典文學簡史》（中國青年出書社1957年）等。

學術成績

除前文說起的馮沅君與陸侃如合著的專著外，馮沅君自己自力撰著了《古優解》《古優解補正》《古劇四考》（1936年）、《說賺詞》（1937年）、《古劇說案》（1943年）等，編著《玉田師長教師年譜》，標點《岔路燈》（1927年）。

馮沅君的學術研討，從其在《楊白花及其作者》（《婦女文明》第一卷第一期1946年）一文可見其考證功力，馮沅君在文章中指出，《楊白花》的首四句和南朝詩人鮑照擬行路難十八首》（其八）的前八句句異常近似，鮑照《擬行路難十八首》（其八）：“中庭五株桃，一株先作花。陽春明媚二三月，從風簸蕩落西家。西家思婦見悲惋，零淚沾衣捫心嘆，初我送君出戶時，何言淹留節回換。床席生塵明鏡垢，纖腰肥胖發蓬亂。人生不得長稱意，難過徙倚至夜半。”而胡太后在《楊白花》中寫道：“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東風一夜進閨闥，楊花飄揚落南家。含情出戶腳有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往春還雙燕子，愿銜楊花進窠里。”

馮沅君以為胡太后創作的《楊白花》，在藝術表示伎倆上極顯明是遭到了鮑照的影響。馮沅君在文章中，對年夜的汗青佈景停止梳理，指出四世紀初至六世紀末，中國一向處于南北決裂情勢，南北文學作品有著各自光鮮的特色，南邊作品年夜多秀美溫順（兒女文學），南方作品年夜多樸實悲壯（好漢文學）。在這種年夜的汗青佈景之下，南方呈現了若干“兒女情長”的作品，《楊白花》便是此中的典範。由於《楊白花》具有典範性，是以就具有了研討的價值，馮沅君從這首作品進手，在《南史》《魏書》《北史》《南齊書》《周書》等史籍中細細梳理史料，剖析《楊白花》的作者及創作佈景、創作時光，進而研討、切磋作者胡太后作為北人，“她聰悟，她雄鷙”，如許一個特性較強硬的女性，何故創作出“有濃重的南邊風味”的《楊白花》。

馮沅君在文章中寫道：“文學史上往往有一首、甚且幾句詩可以代表、闡明一個改變，而這個改變的構成，更有很多政治的、社會的等原因。《楊白花》這首掉戀哀歌恰是南邊文潮向南方襲擊所起的一點反映。它的佈景確是很復雜。”（原載《婦女文明》，第一卷第一期；又見馮沅君著譯，袁世碩、張可禮主編：《陸侃如馮君合集》第14卷《馮沅君古典文學研討論文文集》，安徽教導出書社、時期出書傳媒股份無限公司，2011年，第150頁；亦見《馮沅君古典文學論文集》，山東國民出書社，1980，第289頁）。

馮沅君可以或許從我國浩瀚的詩歌陸地中發明胡太后這首《楊白花》的典範性，靈敏地指出其為我國多平易近族文明年夜融會的一個主要標志，可見《楊白花”及其作者》一文的學術價值。

馮沅君寫作《楊白花及其作者》一文是1946年，風趣的是，早在1923年馮沅君自己也曾創作過一首《楊白花》：“楊白花，漂蕩向海角。金屋璧臺春欲暮，宮柳和煙受風斜。鳳城日落啼鴉起，綿綿山更茫茫水。長歌未已淚闌干，點點化作相思子。”（馮沅君著譯，袁世碩、張可禮主編：《陸侃如馮君合集》第15卷《馮沅君創作譯文集·拾遺》，安徽教導出書社、時期出書傳媒股份無限公司，2011年）。

此外，關于賦同俳優的關系，馮沅君曾提出過很有價值的見解。馮沅君有《古優解》與《漢賦與古優》兩文，提出：“漢賦乃是‘優語’的主流，顛末天賦作家發揚光年夜過的主流。”

擔負古籍小構成員

1958年2月，古籍收拾出書計劃小組在北京成立，馮沅君作為山東年夜學副校長、中文系傳授，成為古籍小組文學分構成員，時年58歲。馮沅君是古籍小組八十余名成員舞蹈教室中獨一一位女性，表現出女性介入古籍收拾出書的意義。1958年，那時新中國成立尚不到10年，受舊社會的影響，那時的男女社會位置存在不服等景象，且受教導水平的差別相當年夜，年夜大都女性未獲得傑出的教導，這種情形在高等常識分子云集的古籍小構成員中也可見一斑。馮沅君作為女性代表，與其長兄馮友蘭同時擔負古籍小構成員、分構成員，也成績了一段美談。

但是，1958年2月9日，古籍小構成立年夜會在北京召開時，馮沅君似并未從山東前來參會。古籍小構成立年夜會是在第一屆全國國民代表年夜會第五次會議時代召開，古籍小組組長齊燕銘在年夜會上的講話中特殊提到：“本來這個會的開法有兩種看法：一以為在人年夜（五次會議）召開時開；一以為最好在會后開，比擬不難。”終極磋商的成果是人年夜閉會時一并召開。馮沅君在1954年9月15日第一屆全國國民代表年夜會第一次會議召開時，即光彩地成為第一屆全國國民代表年夜會代表。據《瓣噴鼻心語 王統照紀傳》記錄，1957年7月，一屆人年夜四次會議在京召開時，馮沅君與王統照等山東代表來京參會，在懷仁堂聽周總理當局任務陳述時，王統照突然發病，“幸虧這時山東的人年夜代表馮沅君師長教師發明了他，實時召喚伴侶來把他（王統照）架出會場，年夜會秘書處當即把他送往病院”（《瓣噴鼻心語 王統照紀傳》）。但是一屆人年夜五次會議（含古籍小構成立年夜會），馮沅君似乎并未到會餐與加入，在“古籍收拾出書計劃小構成立簽到簿”上，未見馮沅君簽名，在諸多古籍小構成員的日誌中，皆未見關于馮沅君的記錄。據牟世金、龔克昌的回想，在一屆人年夜四次會議之后，也即1957年的下半年，陸侃如被打成“教學場地左派”，撤銷一切職務，免除兼職，傳授級別由一級降為四級，而馮沅君作為陸侃如的老婆，遭到較年夜影響。也許是這個緣由，馮沅君在1958年2月沒能到京餐與加入人年夜會議和古籍小構成立年夜會。

馮沅君擔負古籍小構成員時代，在編寫高級黌舍理科教材方面作出較年夜進獻。20世紀60年月初，馮沅君與北京年夜學林庚傳授（同為古籍小組文學構成員）配合主編了《中國歷代詩歌選》（林庚主編上編，國民文學出書社1965年出書；馮沅君主編下編，國民文學出書社1979年出書）。《中國歷代詩歌選》在全國影響頗年夜，選注歷代到處頌揚的詩歌1000首，為全國的年夜學中文系供給了一部實用的教材。馮沅君擔任草擬《中國歷代詩歌選》下編選目，對初稿停止審改，并組織編寫者配合會商，最后兼顧定稿。與上編的編寫是依照朝代分工分歧，下編的編寫職員依照詩人分工，由趙呈元擔負注解陸游作品的初稿及全稿的校訂任務，朱德才擔負注解辛棄疾、陳亮及明代年夜部門作品的初稿，關德棟擔負注解明清散曲及平易近歌部門的初稿，袁世碩擔負注解劉基、高啟、顧炎武及清代年夜部門初稿，郭延禮擔負注解近代所有的的初稿。馮沅君還按期組織趙呈元、朱德才、關德棟、袁世碩、郭延禮一路會商編寫任務。值得一提的是袁世碩是馮沅君的先生，馮沅君提名袁世碩留校任教，山東年夜黌舍務委員會會商各系留校先生名單時，馮沅君一向在會議室門外坐等，直到會商斷定留校先生人選，她才安心地放工回家，在馮沅君的關懷下，1953年袁世碩留在山東年夜學中國現代文學教研室擔負助教，此后生長為我國有名古典文獻專家。

馮沅君還與胡適、孫楷第、吳曉鈴、王季思等人考據出關漢卿非“金遺平易近”，改正了學術界關于關漢卿為“雜劇之始”的不雅點，顛末論證，馮沅君以為關漢卿是比白樸小二三十歲的小輩作家，真正的“雜劇之始”應為白樸，這般，則元雜劇四家次序應為“白、關、馬、鄭”。恰是這些對元雜劇的深刻研討，馮沅君成為我國有名戲曲史家。

1961年，編纂出書蒲松齡著作被提上議事日程，9月28日，山東省成立“蒲松齡著作編纂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由那時山東省文明出書單元、研討機構和高級院校等研討職員構成，馮沅君與黃云眉、蕭滌非、嚴薇青等傳授作為委員列席成立會，這對展開研討蒲松齡著作長短常年夜的推進。1961年《古籍收拾出書情形簡報》刊發《山東積極彙集、編纂蒲松齡著作》一文，先容了相干情形。

1975年6月30日，顧頡剛在得知馮沅君于前一年春夏間往世的新聞，在日誌中他如許評價馮沅君：“以教文學史者雖多，而平生勤勤奮懇研討文學史則甚少，況且實在有創見乎！”

馮沅君的先生、后留校任教成為同事的袁世碩，擔負第三屆、第四屆古籍小構成員、參謀，這是馮沅君在古籍收拾出書人才培育方面作出的進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