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我法律王法公法律文包養明上有著深摯的汗青淵源，自年齡時代就可以看到其思惟萌芽。“寬嚴相濟”在作為刑事政策提出之前，顛末彈壓與廣大兩個政策——彈壓與廣大相聯合——懲處與廣大相聯合的過程。該政策的提出，是構建社會主義協調社會的需求，也是對“嚴打”政策停止感性反思的結果。

【要害詞】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協調社會

一、寬嚴相包養網 濟刑事政策的汗青淵源

寬嚴包養網 相濟在我法律王法公法律文明上有深摯的汗青淵源。早在先秦時期就有“科罰世輕世重”、“德威並用”的政策，經魏晉、隋唐以致明清一向因循不竭。略述如后：

（一）先秦時代

我國上古之書《尚書·呂刑》中曾說：“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包養網罰有權，科罰世包養 輕世重。”[1]意思是：犯應判重刑之罪而宜加重的，服加重的科罰。包養網 犯應判輕刑之罪而應減輕的，服減輕的科罰。各類科罰的輕重可以有所變通，科罰依據社會情形的分歧或許輕或許重。《周禮·秋官·年夜司寇》談到掌建邦國之三典時說：“一日刑新國用輕典包養網 ，二日刑平國用中典，三日刑亂國用重典。”[2]意包養 思是：一個國度的情形分歧（新國、平國、亂國），科罰輕重應該依據情形實用，或許從輕或許從重。這里固然沒有寬嚴相濟的文字，但內在的事務卻表現了寬嚴相濟的精力。

年齡時代政治家子產在鄭國在朝，采取德威並用的政策，遭到孔子的高度贊揚。《左傳》在記錄子產論政寬猛之后，引孔子的話說：“善哉！政寬則平易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平易包養 近殘，殘者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3]這里所說的“政”，固然指的是“政事”現實也包括用刑。所說的“猛”，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嚴”。所謂德威並用，與“寬嚴相濟”內在的事務當然有所分歧（一為政事，一為刑事），但基礎精力是分歧的。即采用此中一個方面，難以到達預期的目標；而只要兩者相濟即兩者相互補益調理，才能夠收到預期的後果。

（二）晉、唐時代

在晉朝、唐朝，寬嚴相濟（德威並用）已作為刑事政策加以闡明。《晉書·刑法志》載尚書周□說：“竊認為科罰輕重，隨時而作。時人少罪而易威，則從輕而寬之，時人多罪而難威，則宜逝世刑而濟之。”[4]意思是：我們認為科罰是輕仍是重，應該包養 按照分歧社會情形實用，假如那時犯法的人很少，并不難被威懾禁止，就可以應用輕刑廣大處置，假如那時犯法的人良多，并難以被威懾禁止，就合適用逝世刑予以禁止。這也是寬嚴相濟精力的表現。

唐朝長孫無忌在《進律疏表》中，從相反的方面闡明用刑必需德威並用。他說：“輕重掉序，則系之以生死。寬猛乖方，則階之以得喪”。[5]意思是：用刑輕重不按順序，則關系平易近命的生死；寬猛不依規定，則由之而有得掉。既然違反德威並用，必有晦氣后果；那就只要依照德威並用來處置用刑的輕重了。

（三）明清時代

史稱明朝科罰嚴格，但它也采用寬緩之刑。《明史·刑法志》在評述朱元璋的刑事政策時說：“蓋太祖用重典以懲一時，而酌中制以垂后世。故激烈之治，寬仁之詔，相輔而行，未嘗偏廢也。”意思是：“總括而論，明太祖用重典懲辦犯法乃一時權宜之計，而酌取適中的法制才為了給后代垂留典范，是以既用激烈法制，又下寬仁聖旨，彼此幫助而行，不曾有所偏廢。”[6]這里所謂寬猛“相輔而行”，也就是德威並用之意。

清包養 代“驚訝什麼？懷疑什麼？”雍正帝曾遺詔說：“然寬嚴之用，又必因乎當時。”[7]誇大科罰在應用上包養網 的寬與嚴，又必需根據分歧情勢而機動把握，再次闡明科罰的寬嚴相濟，由于社會情形的分歧而不雷同。

從上述引文可以看出，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思惟在我國積厚流光，我們近年提出的寬嚴相包養 濟刑事政策可以說具有深摯的中漢文化的基礎。

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演進過程

寬嚴相濟刑事包養 政策是有其演進過程的，它作為刑事政策提出之前，顛末彈壓與廣大兩個政策——彈壓與廣大相聯合——懲處與廣大相聯合的過程。分述如下：

（一）彈壓與廣大兩個政策

抗日戰鬥時代，1940年12月25日，毛澤東主席在為中共中心寫的《論政策》一文中，在談到“除奸政策”時指出：“應當果斷地彈壓那些果斷的漢奸分子和果斷的反共分子，非此缺乏以捍衛抗日的反動權勢。可是決不成多殺人，決不成牽扯就任何無辜的分子。對于革命派中的搖動分子和主謀分子，應有廣大的處置”。[8]這就是要那時反動依據地對果斷的反共分子、果斷的漢奸分子采取彈壓的政策，對革命派中搖動分子、主謀分子采取廣大的政策。隨后，由于在履行廣大政策時有些同道作了單方面的懂得，乃至在現實任務中呈現某些誤差。為了改正誤差，1942年11月6日公佈了《中共中心關于廣大政策的說明》，它指出：“這里是提醒了彈壓與廣大兩個政策，并非單方面的，只要包養 一個政策。對于盡對果斷不愿悔過者，是除外于廣大政策的，這就是彈壓政策。如許，同時提醒的兩個政策是完整對的的，必需果斷履行的。但各地有些同道只作單方面的清楚，這是過錯的，必需改正。”文件最后誇大：“彈壓與廣大是必需同時留意，不成缺一的。”[9]文件固然表述的是彈壓與廣大兩個政策，卻表現了彈壓與廣大相聯合的思惟。因此可以說，上述《說明》是彈壓與廣大相聯合政策的提法的淵源。

（二）彈壓與廣大相聯合

中華國民共和國開國初期，面對彈壓反反動，穩固重生政權的艱難義務，為了做好這方面的任務，依據那時的情勢，毛澤東主席在肅反題目上提出彈壓與廣大相合的政策。1950年6月6日他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的陳述中說：“必需果斷地清除一切迫害國民的匪賊、間諜、惡霸及其他反反動分子。在這個題目上，必需履行彈壓與廣大相聯合的政策，即元兇者必辦，主謀者不問，建功者受獎的政策，不成偏廢。”[10]這是抗日戰鬥時代提包養 出的彈壓與廣大兩個政策的成長。

1950年7月23日發布的《政務院、最高國民法院關于彈壓反反動運動的唆使》規則：“必需彈壓一切反反動運動”，“但同時賜與生涯前途，并逼迫他們在休息中改革本身，成為新人。”各級國民當局在履行彈壓和處置一切反反動案件中，必需貫徹履行彈壓與廣大相聯合的政策，即“元兇者必辦，主謀者不問，建功者受獎的政策，不成偏廢。”[11]

1955年9月國務院第一辦公室主任兼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在《為捍衛內陸的經濟扶植而斗爭》的陳述中提出：“我們的政策是什么呢？就是要持續貫徹‘彈壓與廣大相聯合’的政策，我們這個彈曲朗台上有很多她的字畫，還有她被發現後被父親懲罰和訓斥的照片。一切在我眼裡都是那麼的生動。壓與廣大相聯合的政策，詳細地說，就是：坦率從寬，順從從嚴。”[12]進一個步驟豐盛了這一政策的內在的事務。

（三）懲處與廣大相聯合

1956年9月15日，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年夜會的政治陳述中指出：“我們對反反動分子和其他犯法分子一向地履行懲處和廣大相聯合的政策，但凡坦率的，悔悟的、建功的，一概賜與廣大處置。”[13]從此，懲處與廣大相聯合成為我國基礎的刑事政策。那時擔負公安部部長的羅瑞卿在題為《我國肅反斗爭的重要情形和若干經歷》的年夜會講話中先容肅反經歷時說：“黨在肅反斗爭中的嚴厲與謹嚴相聯合的方針，表現在看待反反動分子的政策上，就是懲處與廣大相聯合的政策。它的詳細內在的事務就是：元兇必辦，主謀不問包養網 ，坦率從寬，順從從嚴，建功折罪，立年夜功受獎。懲處與廣大，兩者是親密聯合，不成偏廢的。”[14]“彈壓與廣大相聯合”從此為懲處與廣大相聯合所代替，并且將其內在的事務回結為六點，較之曩昔更為豐盛。這一刑事政策既然實用于一切犯法，以致成為我國基礎的刑事政策。

1979年制訂刑法時，立法機關將這一政策列進刑法第1條，該條規則：“中華國民共和國刑法……按照懲處與廣大相聯合的政策……制訂。”1981年6月10日經由過包養 程的《中華國民共和國懲辦甲士違背職責罪暫行條例》也貫徹履行了懲處與廣大相聯合的政策。

三、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正式提出

“那我們回房間休息吧。”她對他微笑。（一）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提出的佈景

1．構建社會主義協調社會的需求

構建協調社會是中華平易近族自古以來的幻想，是我們黨不懈奮斗的目的，只是曩昔沒有前提。我國自1978年履行改造開放，以后履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經濟獲得很年夜成長，國度實力年夜為加強，國民生涯程度年夜年夜進步，社會獲得了周全的停頓，我們已擁有了構建社會主義協調社會的前提，因此實時作出了《中共中包養 心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協調社會若干嚴重題目的決議》，在全國展開了社會主義協調社會的扶植。如前所述，刑事政策老是跟著社會情形的變更而調劑的，我國的社會情形既然產生變更了，我們看待犯法的刑事政策天然應該當令加以修訂。為了順應構建社會主義協調社會的需求，因此提出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以便最年夜限制的增添協調原因，最年夜限制的削減和睦諧原因。

2．對“嚴打”刑事政策的感性包養 反思

由于社會治安情勢的嚴重，1983年9月，在全國范圍內，依據“嚴打”政策展開了嚴格包養網 衝擊嚴重迫害社會治安的嚴重犯法分子的斗爭，依法從重從快重辦了一批嚴重犯法分子。由于“嚴打”，1984年的犯法有所降落，但隨后慢慢上升，一向居高不下，社會治安狀態依然處于嚴重狀況，沒有最基礎惡化。對嚴重迫害社會治安的刑事犯法分子停止嚴打是需要的，但為什么二十多年來的嚴打沒有獲得預期的後果呢？在以後的汗青前提下，能否依然照樣純真以高壓的方法看待嚴重包養 犯法分子呢？這就不克不及不睬性的對“嚴打”停止思慮，顛末思慮，提出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對犯法分子包含嚴重犯法分子，該寬則寬，當嚴則嚴，寬以濟嚴，嚴以濟寬，差別看待，罰當其罪，以獲得最佳的後果。

（二）中心引導人關于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提出

1．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與懲處與廣大相聯合并提。黨中心政治局常委、政法書記羅干同道2004年12月22日在中心政法任務會議上指出：“對的應用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對嚴重迫害社會治安的犯法運動，嚴格衝擊，決不手軟。同時要保持懲處與廣大相聯合，才幹獲得更好的法令和社會後果。”[15]這里第一次提出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可是與“懲處與廣大相聯合”并提，還沒有將它作為自力的刑事政策提出。

2．“包養網 寬嚴相濟”作為自力的刑事政策提出。羅干同道在2005年12月5日至6日召開的全國政法任務會議上的講話中第一包養 次將“寬嚴相濟”作為自力的刑事政策提出。他說，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指對刑事犯法差別看待，做到既要無力衝擊和震懾犯法，保護法制的嚴厲性，又要盡能夠削減社會抗衡，化消極原因為積極原因，完成法令後果和社會後果的同一。寬嚴相濟是我們在保護社會治安的持久實行中構成的基礎刑事政策。在協調社會扶植中，這一政策更具實際意義。我們要安身于以後社會治安現實，審時度勢，用好這一刑事政策。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必需保持‘嚴打’方針不搖動，對嚴重刑事犯法依法嚴格衝擊，什么犯法凸起就重點衝擊什么犯法，在穩準狠上和實時性上周全表現這一方針；另一方面，要充足器重依法從寬的一面，對稍微守法犯法職員，對掉足青少年，要持續保持教導、傳染感動、拯救方針，有前提的可恰當多判一些緩刑，積極穩妥地推動社區改正任務。”[16]這一刑事政策的提出惹起了宏大的反應。在2006年3月11日第十屆全國國民代表年夜會第四次會議上，最高國民法院院長肖揚、最高國民查察院查察長賈春旺在任務陳述中，都誇大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17]在刑法實際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成為前沿課題、熱點話題，紛紜撰文闡述。

2006年10月11日《中共中心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協調社會若干嚴重題目的決議》第六部門“完美社會治理，堅持社會安寧有序”之（六包養 ）中提包養網 出：“實行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改造未成年人司法軌制，積極奉行社區改正。”2007年2月1日最高國民查察院發布《關于在查察任務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看法》及其他兩個文件，由此惹起“寬嚴相濟”是基礎刑事政策或許只是刑事司法政策的分歧解讀。

2008年3月10日“兩高”在各自的任務陳述中均闡明了貫徹寬嚴相濟的刑包養網 事政策。《最高國民法院任務陳述》中談到：“嚴厲履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做到‘該寬則寬，當嚴則嚴，寬嚴相濟，罰當其罪’。”[18]《最高國民查察院任務陳述包養 》中說：“當真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保持該嚴則嚴，當寬則寬，差包養網 別看待，重視後果，制訂并實行在查察任務包養網 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看法。”[19]看來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基礎上獲得了共鳴。

依據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演進的情形，可以看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有深摯的汗青淵源，是在經過的事況了相那時期的演進經過歷程之后提出的，是懲處與廣大相聯合的刑事政策的繼續和成長；又是在構建社會主義協包養網 調社會的汗青前提下，作為自力的刑事政策提出的，是代替懲處與廣大相聯合成為新的汗青前提下的基礎刑事政策。它應該為構建社會主義協調社會辦事，我們在實用這一刑事政策時對此切切不要忘卻。

馬克昌，武漢年夜學法學院傳授、博士生導師。

【注釋】

[1][2][3]包養網 《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影印1980年版，第250、870、2094—2095頁。

[4][6][7]飛騰、馬建石主編：《中國汗青刑法志注譯》，吉林國民出書社1994年版，第130、937、1011頁。

[5]長孫無忌等撰：《唐律疏議》，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577頁。

[8]《毛澤東全集》（第二卷），國民出書社1991年第2版，第767頁。

[9]《中國新平易近主主義反動時代依據地法制文獻選編》，第3卷，中國社會迷信出書社1981年版，第54頁。

[10]毛澤東：《為爭奪國度財務經濟狀態的基礎惡化而斗爭》（1950年6月6日）。

[11]馬克昌、楊春洗、呂繼貴主編：《刑法學全書》，上海迷信技巧出書社1993年版，第556、897頁。

[12]《國民日報》1955年9月25日。

[13]《國民日報》1956年9月17日。

[14]《國民日報》1956年9月20日。

[15]http：//www．jcrb．com．

[16]http：//www．cpd．com．cn．

[17]《法制日報》2006年3月20日。

[18][19]《法制日報》2008年3月24日。